SIGNAL关注 #9

June302016
SIGNAL研究员、《SIGNAL关注》特约撰稿人海·埃坦·科亨·亚那绕卡克(Hay Eytan Cohen Yanarocak)解释说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一直在举行会谈,以期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的两个关键国家,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将对与中国合作发展陆上“一带”和海上“一路”是个好兆头。以下是亚那绕卡克先生撰写的文章,他曾在2015年9月作为SIGNAL代表团成员陪同SIGNAL创始人兼执行董事Carice Witte女士访问北京、石河子和昆明等地。亚那绕卡克先生是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心的初级研究员。本文首次发表于《特拉维夫关注》。

以色列和土耳其因2010年以色列袭击Mavi Marmara号救援船事件断交,但两国将很快重建正式外交关系。本次和解是土耳其在新任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总理比纳勒·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领导下调整外交政策。

从1949年开始,以色列和土耳其一直关系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亲密。然而,两国之间的关系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变迁息息相关。例如,1991年12月,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开启奥斯陆和平进程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被提高到大使级别。

上世纪90年代期间,以色列-土耳其关系受益于牢固的军事关系。当年在国内政治中很有影响力的土耳其军队(TSK)与库尔德工人党正在打仗,前者视与以色列提升外交关系作为一个良机。土耳其将军向政府施压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目的是为了从以色列获取新式武器,那时的欧洲和美国因为关系到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冲突的人权问题不向土耳其销售此类武器。

在埃尔多安任总理的第二任期内(2007-2011年),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2007年埃尔盖内孔调查针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发动政变的阴谋,牵连了很多高层将军,土耳其军队因此被逐出政治舞台。土耳其军队在埃尔多安第二届任期内在国内政坛被边缘化,这意味着以色列失去了土耳其重要的政治盟友。此外,埃尔多安与PKK之间从2009年开始的和平进程,进一步弱化了土耳其对以色列军事支持的需要。

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8年底至-2009年间,当时以色列在加沙针对哈马斯势力发动攻击,即 “铸铅行动”,该行动发生在土耳其调解以色列和叙利亚和平谈判过程中。土耳其认为这一事先并未告知土方的军事行动是以色列不守信用的行为。接下来在2009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土以双方公开决裂,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与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激烈争执后在后台大发雷霆。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埃尔多安支持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敌对说辞在2010年5月达到顶峰,当时9名土耳其公民死于以色列攻击Mavi Marmara号救援船事件,当时该船试图突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海岸封锁。事件发生后,两国曾在联合国支持下寻求和解,联合国在2011年组织调查并提交了帕尔默调查报告。联合国报告的结论宣布以色列封锁合法,其后土耳其将其与以色列的关系降级。土耳其用临时代办代替大使,取消了双边军事协定,为救援船事件受害者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在国际上向以色列施压终止加沙封锁,最后还将土耳其海军在地中海东部能源丰富地区的巡逻权利合法化(不过并未试验此权利)。同时,土耳其正式宣布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的三个要求:正式道歉;为救援船事件受害人家庭提供经济补偿;以色列结束封锁加沙地带。

土耳其的第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2013年初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调解下以色列发布道歉声明,不过以色列并没有满足土方的其他要求。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道歉重新开启了两国之间的交流通道。然而土耳其不愿意就其要求的以色列结束加沙封锁立场妥协,这导致两国之间外交关系陷入僵局。最近情况再一次恶化,以色列要求土耳其结束哈马斯在土耳其的行动。回顾过去,似乎以色列的要求是一种谈判策略,诱导土耳其不再要求以色列取消加沙封锁。确实,似乎当前的和解不会让以色列取消封锁。相反,以色列同意允许土耳其在加沙建造一个海水淡化厂、一座发电站和一个医院。土耳其政府将用这些新项目争取宣扬和解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胜利。土耳其报纸《自由报》早已将“加沙和平”视封为土耳其的胜利,因为“所有土耳其要求的必衍 因素都得到了满足。”

土耳其决定与以色列和解是土耳其受到地区孤立的结果。这可以被看作是含蓄地承认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的“新奥斯曼外交政策”的失败。达武特奥卢的政策是以利用土耳其的奥斯曼遗产、将土耳其在中东的软实力最大化。换句话说,他寻求与该地区穆斯林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加深关系。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他甚至受欧盟“申根”开放签证制度的启发而设计出名为“Shamgen”的联合签证制度。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他的计划在突尼斯和埃及看起来都很成功,因为这两个国家领导人都是具有同情心的伊斯兰教徒。然而,埃及出现的反革命风潮,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影响减弱,再加上土耳其在叙利亚驱逐阿萨德失败,导致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受到孤立。

最初,埃尔多安总统的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ın)试图对土耳其的孤立局面作正面解释,把这种情形称为“珍贵的孤独”。根据这种解释,土耳其选择按照伊斯兰道德价值调整其外交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与“不道德国家”降低外交关系。按照这种逻辑,土耳其就不能和以色列外交正常化,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它也不能与塞西西总统领导的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塞西西总统将“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它同样也肯定不能与阿萨德政府重建关系,后者正处于叙利亚血腥内战之中。

此外,2015年11月,土耳其军队击落侵犯其领空的俄罗斯战机,它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成敌对。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超过54%的天然气用于发电,在战机事件后与俄罗斯的对峙迫使土耳其考虑如何使其天然气供应多样化。除了与卡塔尔签署一项能源条约之外,土耳其开始考虑把以色列作为另外一个天然气供应国。土耳其也视以色列的军事技术为它面临的新问题的解决方案。11月事件之后,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S-400防空导弹系统,向土耳其飞机关闭了叙利亚领空,伊斯兰国军队开始在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向基利斯市发射喀秋莎火箭弹,造成21名土耳其公民死亡。因为俄罗斯防空导弹体系而不能从空中进行回击,土耳其被迫疏散该市居民,并完全依赖粗糙的炮火封锁来对抗“伊斯兰国”的火箭弹。因此,土耳其决策者们开始考虑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作为解决此问题的可选方案。

另一个土耳其孤立的原因以及它决定重新与以色列建交,是政府不再努力把库尔德工人党纳入和平进程中来(该进程于2015年夏天失败)。随着土耳其安全部队和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战事硝烟再起,土耳其政府决定向“打击‘伊斯兰国’联盟”重新开启部分英基里克空军基地,来减缓来自西方的批评。土耳其在境内与库尔德人对抗,境外积极参与打击伊斯兰国,这让土耳其成为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激进分子恐怖袭击的战场,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随着2016年上前半年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战争升级,土耳其安全问题日渐严峻,2016年5月,“库尔德工人党”用俄罗斯造便携式防空系统(MANPADS)击落一架土耳其眼镜蛇直升机。对使用眼镜蛇直升机在土耳其东南部丘陵地区纵横的土耳其东南部与库尔德人作战的土耳其军队来说,“库尔德工人党”的攻击进一步说明他们需要以色列的无人机(UAV)。虽然土耳其在努力制造他们自己的无人机“安卡”,但还仍然不能用于作战,因此还是需要以色列技术。

土耳其失败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构筑者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于2016年5月被埃尔多安总统撤下。新总理比纳勒·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对埃尔多安惟命是从。耶尔德勒姆最近宣布说,在其执政下,土耳其将尽一切努力结束与以色列、埃及、叙利亚和俄罗斯的敌对状态。让耶尔德勒姆而非达武特奥卢站在前面推出这种政策,是一种增加土耳其机动空间的尝试。除了这一变化,达武特奥卢下台也不应被解读为放弃“正义与发展党”新奥斯曼式的土耳其外交政策。提出“珍贵的孤独”的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ın)仍然在任。因此,耶尔德勒姆的说辞和土耳其努力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应该被看作是适应安全环境变化的实用主义调整。换句话说,土耳其在面对地区孤立和与俄罗斯对峙的时候,不能再坚持其“珍贵的孤独”理想。因此,因为过去五年地区环境的变化,以及它自己的外交政策失策,土耳其发现自己被不情愿地推回到以色列的怀抱。

Published: 30-06-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