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有效国际关系的跨文化沟通

引言
习近平主席用“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表达了中国转型进入新时代。这些以中国为中心的术语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但却是一种西方很难解读和理解的沟通方式。事实上,文化因素在塑造和界定每个国家的沟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尽管中国表示致力于“和平共处”,但它的迅速崛起和日益增强的自信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成员的矛盾心理。新确立的全球大国地位意味着一种(身份)转换,这对一个国家而言拥有广泛的意涵,即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维护自身利益,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当崛起的力量挑战现有霸权时,冲突就不可避免,这一观念普遍存在于西方媒体中。 2012年,习近平针对这一表述提出了另一种论述-“新型大国关系”,基于三个核心思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从“零和”思维转向“双赢”合作。1 虽然这一概念有助于改变旧的思维方式,挑战现实主义思维以及打破传统的冷战思维,美国却一直不愿接受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框架。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渴望而且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为全球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但是,美国将中国的种种行为视作威胁,认为中国是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将中国的军事发展和建立海军基地视为意图获取更多军事资源的证据。与此同时,中国把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以及伴随而来的海上军事演习视为对其主权的攻击,是基于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2 的战略。中美之间相互信任的恶化加剧了彼此的战略怀疑,导致两国在许多有争议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出现分歧。 3

虽然中国和美国在贸易、网络、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不希望这种紧张局势升级为对抗。文革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美国和中国在经济、金融和贸易上相互依存。 因此,直接冲突既不符合两国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亨利·基辛格解释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动态因素,是所有邻国和大部分西方工业大国(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长期对峙会改变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 4

如今,全球面临严峻挑战,如不能得到解决,气候变化、全球恐怖主义、粮食和水安全问题、贫困、传染病和国际犯罪等问题将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后果。中国和美国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要创造一个繁荣昌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需要找到方法来解决分歧,并与其它国家一起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务实合作的第一步是确定促成和增加互不信任和猜疑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助长了敌意。 文化在塑造和定义每个国家沟通方面的作用是经常被忽视的一个因素。

沟通系统是通过文化演进的。5 因此,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交流方式。中美两国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来传达和解读沟通,这些视角由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塑造。例如,众所周知,美国人的沟通方式比较直接,它源于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不”作为对问题的回答是标准的。中国的文化和交际风格更加间接,它本身就是象征性的表达和含蓄的解释。在中文交流中,一个人直接收到“不”的频率能有多少次呢?

个人和国家沟通方式的功能和背景存在根本差异;6 这种差异的结果是本意丢失,更糟糕的是,被误解和曲解。带着最好的本意说出的话被人误读或曲解,很少会得出建设性的结论。 因此,不论习主席表达的意图是怎么样的,事实却是他对中国发展的抱负是能带来新的合作机会,还是导致冲突升级,取决于能否以一种美国和世界准确理解的方式表达中国的利益、意图和愿望。中国领导人和发言人如果希望传达他们的信息、想法和意图,让美国听众了解他们的本意,那么他们首先需要了解每个国家各自的视角,并据此调整沟通方式。

你讲话的文化方式和我一样吗?
沟通方式是受文化制约的。因此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往往会导致沟通出现分歧。中美两国就是如此,不仅沟通表达的方式明显不同,对两个社会而言,沟通的目的也存在根本性差别。
沟通的演变可以追溯到集体主义社会时期人们相互依存的社会发展经历的必然模式。相比其它的动物,早期的人类很弱小,不得不通过社会协作以谋求生存。7 农业社会(尤其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8 需要人们进行相互协作。中国哲学,如道家、儒家思想等,都起源于紧密协作的农业社会。孝、互惠互利、面子等观念在人们的生活中根深蒂固。许多西方文化在引入犹太-基督教思想和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的转变。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称:“每个人都必须根据从上帝那里获得的知识来审视自己的行为。9 ”这意味着人能够直接同上帝取得联系,赋予了个人权力,促进了个人独立视角的发展。因此到了17世纪,在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10 等人启发下,西方形成了崇尚自由、自主、个人享有劳动成果等观念。中国文化史发展以群体为中心,11 而西方逐步发展成为个体型社会。与西方视个人为文明主宰不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文化将集体视为社会的基础。西方人将沟通视为获得结论的工具,而中国将沟通视为建立长期关系的基本要素。

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佐证了一些观念,如童年时期学习的文化符号以及成人观察到的文化实践能够塑造大脑的功能体系结构12 。因此,中美两国人民形成了对信息处理不同偏好,最终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西方信息处理偏好使他们注重事物本身,通过规则和分类组织信息。与此相反,相互依赖型文化从整体出发对信息进行处理,因此单个事物与其环境不可分割13 。中国人擅于从相关性角度处理信息,他们对于环境的认知特别敏感。而美国人侧重事物本身,缺乏对事物所处环境的理解。

西方人听中国人讲话时,很少注意并理解东亚的“高语境”文化,这种文化以间接方式沟通,听的一方要能够听懂言外之意。西方人对于音调、背景信息、社会等级并不敏感,而这些对于准确理解中国人想要传达的信息至关重要。西方人不甚关注沟通时的非言语信息,常常只注意通过语言明确传达的信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间接沟通的方式和隐喻的使用不甚熟悉。虽然英语中也经常使用隐喻,但在一般交流中很少使用14 。此外,文化差异导致隐喻的来源不同,隐喻的涵义也有所不同15 。在美国、德国等低语境国家,人们表述的语言就是信息的主要来源,背景、传达方式以及含意等对于准确理解信息并不重要,彼此交流更为直截了当16 。中国人热衷于使用隐喻,而西方人将间接沟通视为不坦率甚至不诚实。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就中美关系进行演讲,演讲中引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一成语17 。然而西方人并不理解这一成语,从美国听众的角度而言这一成语有诸多解读方式。如果习主席是想要隐晦和模糊,那么这一“桃李”的成语确实实现了。但如果使用这一成语是为了传达特定的意思,这个成语并未实现目的。从西方视角来看,这一成语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误解甚至不信任。西方对此的普遍反馈是“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表达的意思呢?”隐喻根植于文化,因此同一隐喻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解读,容易造成理解错误。以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在西方国家作演讲能够减少误读,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回报。直截了当地沟通可以让西方的对话者解除戒心,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直接而非间接沟通。

面子和诚实

中国重视诚信,并投入大量时间、人力在国际上建立互信,但中国的沟通方式有时却适得其反。中国在战略沟通的框架下传达信息时,其表达方式往往能够满足对“面子”的需要。面子是中国文化中最为古老的组成部分之一,维护中国的形象不仅是政府,也是中国百姓的习惯。例如,2015年有数据披露,称中国经济遭遇困难,中国新闻机构为捍卫国家形象就采取了行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法制日报》在其刊登的文章中引用王国庆的话:“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18 。在中国看来,这样的表达方式传达了正面形象,于国家有益。然而从西方视角看来,这是不诚实的行为。这相当于告诉美国读者中国在掩盖真相。西方政府和社会不仅知道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这种维护面子的行为还给西方留下一种印象(因为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维护面子),即中国的经济现状比他们了解的还糟。这样的表达方式对中国国内的听众来说有效,但西方人不懂这种举措背后的文化因素,反而适得其反。

尽管在涉及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许多政府都会采取措施保护机密,但中国政府对于机密限制诸多19 ,甚至到了不透明的程度。中国在政策、军事活动等方面不透明,这很难为西方观察者们所接受。在西方看来,中国对信息的严密控制可能部分是出于面子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不想在这些议题上表现出分歧20 。除此之外,储殷指出:“北边是苏联,南边是印度,东边是美国支持的日本、台湾和东南亚国家,中国周边强邻环伺。自清朝后期中国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侵略和蚕食,可以理解,在这样大的压力下中国更愿意保密而非公开。”尽管储殷的观点可能成立,但缺乏透明度容易引起别国的不信任,尤其在许多国家,人们传统意义上将隐秘视为罪恶和欺骗。
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会面期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就中国的人权问题提问,中国外长斥责了这名记者21 。王毅当时很生气,强调“这个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与傲慢……我不知道这从何而来,但完全无法令人接受。”王毅随后表示:“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了解,中国人民才是最有发言权和发言立场的。”尽管外长王毅的回应是有力的,但这一回应并不能有效传达中国的观点,也不能让西方人认同中国的立场。
对于这样的攻击或指责,演讲者要立即给出适当的回应,而能够起到沟通效果的回应往往需要演讲者将听众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进行内化。想要完全理解外国人的观念,他需要理解文化历史赋予“人权”一词的含义,因为这个词孕育在西方文化中。还需要了解记者自身是如何理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概念。中国是一个一党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其对于人权的定义必然不同。

结论

中国再次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加剧了与美国的冲突。中国和美国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相互依存。两国经济长期相互交织在一起。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对两国甚至是整个全球社会都将是一场灾难。缓和紧张关系必然需要对话,将关注点放在双边对话中,并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然而,目前他们的交流就像是从乒乓球桌的两端拍摄完美的定时镜头。文化历史不同带来的沟通方式不同,使双方有责任尽最大努力相互体谅、相互理解。如果不这样做,中国和美国基本上就会各说各话——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来传达和接收信息。中国已经有了领先的机会,并向世界证明,大国可以和平崛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努力打造开放的沟通渠道时,应对西方文化如何理解其信息更加敏感,以防止形成误解,而这些误解大多来自于塑造集体心态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

  1. Ferguson, R. James, and Rosita Dellios. Th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of Chinese Power: The Timeless and the Timely. Lexington Book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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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Park, Denise C., and Chih-Mao Huang. “Culture wires the brain: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4 (2010): 3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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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Kassim, Ashifa., Phillips, Tom., Chinese minister vents anger when Canadian reporter asks about human rights. (2 June 2016).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law/2016/jun/02/chinese-foreign-minister-canada-angry-human-rights-question

Published: 17-05-2018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 边远 黄明俊 审校:丛培影 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