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Note 33

Indigo-Kuangchi首席执行官多利安·巴拉克《SIGNAL关注》访谈录

以色列正在用各种方式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愿景的实现和政策的实施。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进行合作的关键途径是与以色列银行业和私人投资领域领导人接触。他们为中以关系带来大量的国内外经验,并通过筛选和加快对以色列的技术收购,加强中国的技术基础。其中一位领导人便是多利安·巴拉克(Dorian Barak),他是Indigo – Kuangchi的首席执行官、SIGNAL学术和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很高兴能在《SIGNAL关注》系列中收录本次对巴拉克先生的访谈。在本次采访中,他分享了多年来的商业经验。

SIGNAL: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和职业背景。

DORIAN BARAK: 我是一名律师,也是在商业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商人。我曾在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专业为历史、国际关系和经济。

SIGNAL: 您当时在以色列最大的银行Hapoalim银行工作,您是如何成为当时唯一在银行业从事国际并购的人士的?

DORIAN BARAK:在华尔街工作多年后,我决定搬到以色列,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的意思是,以色列是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它位于三大洲的交汇处,这里有非常强大的人力资本,包括许多家乡并不在以色列的人。因此,以色列成为了一个商业中心,一个为周边许多不同国家提供服务的供应商,这就让以色列成为了独立的技术中心。

每星期天的晚上,如果你去本古里安机场,你会看到许多——数以百计——以色列人飞往非洲、欧洲、亚洲,他们在那边待一周的时间,周末再回到这里,然后周日再次出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如果你想在非洲、摩尔多瓦或缅甸做任何事情,只要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以色列肯定有人已经做了这件事。以色列版图不大、人口少但却是开放的社会,所以很容易找到任何人。

SIGNAL:那以色列一定有很棒的人际关系网!

DORIAN BARAK:是的,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很棒的人际网,这很了不起。过去几年里,我决定把生意重点放在蓬勃发展的以色列-中国贸易现象上。我说现象,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现象。以色列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中国也可以为以色列提供非常独特的东西。因此,两国之间的贸易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复杂因素,中以贸易可能很早就发展起来了。

SIGNAL:因此,在这一点上,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以色列能向中国提供什么,中国又能向以色列提供什么呢?

DORIAN BARAK:如果你分别问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20名中国工程师:“你在开发什么?”他们会给你同样的答案。如果你选择来自以色列一个公司的20名工程师,你问他们:“你在开发什么?”每个人都会给你不同的答案,当你问他们“谁是负责人?”每个人都会指向不同的方向。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色列人没有明显的等级制度。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大型跨国公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以色列人很容易创新。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我认为,我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像以色列人那样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创新。跳出条条框框去思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尝试创新,挑战假设。这些都是典型的犹太人特点,也是典型的以色列特色。

另一方面,中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色。中国擅长批量生产、分销、组织物流,更重要的是,擅长扩大规模。将这两种不同的能力结合起来,就是非常了不起的组合。

以色列也不同于其他地方,中国团体对这些地方的市场和发展感兴趣,因为以色列与中国相比没有竞争力。这里并没有国内市场。因此,如果你在寻找某种技术,而你正在考虑一家以色列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你的美国公司股东总是会说:“嗯。我不确定要用这些中国人。我们可以自己开发这种技术,”或者“嗯。我不确定要打入中国市场。国内市场足够我们做了。”
这些都不会发生在以色列身上。韩国和日本的投资者和公司会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因为在工业和技术方面中国确实有竞争力。

而我们以色列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让中国进入、参与并成为以色列市场的一部分,我们完全没有问题。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市场,一种发展事物的方式,关乎生产技能,也关系到找到这种平衡和资产得合作方式。

SIGNAL:您个人是如何参与到中以关系和贸易中来的?

DORIAN BARAK:很有意思的是,我当时正在向中国企业推销非洲的业务,后来在中国的业务越来越多,最后我对中国市场着迷起来。我爱这个市场,我爱中国,我是一个亲华派,如果有这个词的话。我认为中国文明有其独特之处。我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民有一种亲近感,我也对中国文明有一种亲切感。

一个拥有4000年历史的文明有其强大的力量,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地理、语言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去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可以追溯自己文化的根源,这是很神奇的。这种文化根源、文学根源和地理根源,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多少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中国人与以色列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很难说这种相似性对两国关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在以色列和中国,人们都有一种共同的骄傲和目标,这是你在很多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

SIGNAL:我同意这一点。即使仅仅在这里待了不到两星期,我都感受到了这种民族性,以及许多人对以色列的亲近感。

DORIAN BARAK:是的,以色列是个开放的国家,它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欢迎中国的投资者。这也是这种关系的另一个优势。对我来说,追随这种发展趋势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当中国人最开始对非洲感兴趣的时候——也许是五到七年前,我那时很活跃。我在那里与许多中国团体合作过。看到大量中国人在两三年前来到以色列,这是非常振奋人心且令人激动的事情。我正在和很多不同的中国公司合作,他们都在技术领域进行投资,这很好。

SIGNAL:那现在,让我们聊聊您个人的工作吧,您能多给我讲讲Indigo公司和它所关注的市场吗?

DORIAN BARAK:我们主要为企业、基金和私人投资者提供咨询,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在以色列投资的中国企业。过去一年里,我们做了十几项投资,投资以色列技术和其他的公司。在我们的生态体系中有很多以色列技术。

SIGNAL:您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DORIAN BARAK:以色列虽然很小,但这里也出现了很多好东西。这里有5000多个创业公司,还有一些没计算在内的,想必你有所了解。这里就技术领域而言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国家。哪个国家都无法与以色列的创业公司数量相比,这是无法比拟的。这里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所有的跨国公司在这里设分支机构都是有原因的——他们看到以色列当地的创业公司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像英特尔、苹果、脸书、易趣这样的公司都在以色列有分支机构。

在寻求这项技术的人中,中国投资者最为活跃。以色列人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发明。我们在普通的水、咸水、脏水里种西红柿,甚至在没有水、没有地、或在水培环境及楼房旁边也可以种植。我们的滴灌技术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在节约用水方面做的最好,其次是西班牙,他们的水回收率是19%。我们是86%,排名第二的水资源重新利用率仅为19%,比较一下就有概念了。不是因为这里热,塞浦路斯和约旦也很热,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回收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对严酷的现实有一种责任认知。

世界上第一部手机是在以色列开发的,第一个聊天界面也源自以色列,因此也可以说微信起源于以色列技术。摩托罗拉在这里做手机,我们的奶牛是世界上产奶率最高。我们奶制品产业的规模在世界上较大的 ,当然比美国的奶制品产业小,但非常有特色。这就是中国公司开始投资以色列的奶制品公司的原因。在卫星领域,我们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这让人感到很神奇,因为我们国家的面积只有一个岛屿的大小。

SIGNAL: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会如此成功呢?

DORIAN BARAK: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我们愿意建设性地去思考。你到一个科技公司去,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是在军队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军队学会了某种特定的技能,他们学习如何编码、学习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学习把这些技能应用在各种古怪的情况中,这教会了他们如何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他们学习的内容。

当今以色列的孩子也一样——我的孩子有三本数学书,一个笔记本。我女儿今年十岁,书包里有19本书。在美国,你只有一本书,仅此而已,一切都在一本书里。就一本数学书,三个月后把这本书扔掉,再学一本新的数学书。而在以色列,有很多书。我的孩子们正在学习历史,他们有五种不同的参考书和《律法书》。他们必须从不同的教科书里收集综合信息,因此,人们很擅长综合数据。

SIGNAL:那么,我们如何工作呢?

DORIAN BARAK: 我们拥有劳动力、政府、强大的风投行业,还有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投资便利,虽然程序上可能会繁琐,但还是很强大。你有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力,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核心人才,就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虽身处这样一个小地方,却经营着遍布世界各地的业务。

为什么硅谷如此成功?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资金和专业人员,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因素。如果我遇到问题,就会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们是合作默契的团体。

这也是创新的团体,这与我们思考的方式有很大关联。

假设:如果明天世界没有水了,如果你想要去拥有大量水的国家,你可能会想去德国,或者瑞士。如果你想去一个可以从别的地方买水的国家,你可能会想去美国。如果你想要一个没有水还能想出应对的办法的国家,你会想要来以色列。因为我们肯定会找到解决办法。

众所周知,我们以色列五年前就没水了。我们真的没水了。我们在电视上做广告,告诉人们要节约用水,因为国家缺水。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糟糕之处。但我们往外看,我们看到了大海,海洋!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海洋呢?因此,世界上大部分的海水淡化技术来自以色列。现在,我们用的几乎所有的水都是用海水淡化而来的。

你觉得以色列从哪里进口的石油呢?中东!我们找到了从我们的邻居—中东获取石油的方法!通过换船装运,穿越其他国家来运输石油。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是解决问题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石油非常昂贵,所以我们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尽量利用太阳能!我们的土地非常贫瘠,完全是不毛之地。这很不妙。所以我们想办法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去种植,就是利用水培法。

因此,中国和以色列非常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以色列很小,我们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技能。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加深。很多中国公司希望与以色列公司合作,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的技术领军企业。这是一个可喜的因素,它不仅仅局限于私人股本,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因此,我们Indigo公司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中国公司进入以色列市场。因为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各种文化原因,与以色列公司合作是有挑战性的。在工作中这些差异会产生障碍。比如我们的股权类型不同,像优先股,优先股比普通股更好,所以,以色列的所有投资者都要求优先股。当中国人来到以色列看到投资合同的时候,以色列公司会给他们优先股,他们的自然反应是:“我不想要优先股,我想要和你们一样的股份。”我说:“不不,他们给你的股票更好,这种股票有更高的优先等级。”他们会说:“不,我想要和他们一样的。”这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典型示例。所以,我会向他们解释,给他们计算。然后他们就会说:“噢!不,我想要优先股。”但要做到这克服文化差异需要时间。

SIGNAL: 那您认为中以市场会走向何方?

DORIAN BARAK: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以色列会像非洲一样,一段时间后会失去对中国投资者的兴趣。而在非洲,因为主要资产已经都占完了,投资者开始撤离。有些人认为以色列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对此表示赞同。但我却认为中以关系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我们将会看到三大主要领域的显著增长。

首先,我认为,随着中国企业开始通过自身收购的外国企业在新兴市场开展业务,以色列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原因是,以色列的科技公司只专注于海外活动。因此,如果中国投资者想要进入非洲市场,就不能从本土做起,这是行不通的。但他们可以从以色列入手。

第二件事是,我认为如果政府缺乏对早期技术的资金投入,那么对其需求度也会下降。中国人投资早期技术初创公司的意愿也会随之下降。
然而,吸引来自不断创新的低成本公司技术的兴趣仍会很高。这就是现实,目前中国正在通过收购和投资来开拓市场。他们最终会效仿每个外来公司所做的事情—让中国企业在以色列设立开发实验室。这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建立分配管理结构,而不是围着中国转。我认为这最终会实现,而且现在已经初现端倪。

我认为就像很多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发展一样,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创新交易供应的便利中心,在以色列他们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我对此很乐观,机会很多,相应的方法也很多。

SIGNAL:你认为哪些挑战会影响到中以经济关系?

DORIAN BARAK: 我认为中以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应该是中国的资本限制,这是法院无法解决的。该走哪条路?是否放宽对资本外包的禁令?还是继续走下去?我的意思是说,这不能持续下去,它最终会激起西方的激烈反应。如果中国企业继续如此,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公司会有什么反应呢?即使符合公司的利益,也会伴有很多政治上的不满。

但是,我同样认为,也许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过于天真。首先,在贸易协定的执行上很天真,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对贸易形势的不满可能产生一些阻力。其次,他们对中国人做生意方式的看法也很天真。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真的。许多中国人比美国人生活得更自由,警察更温和。社会暴力水平极低,民众安全感很高。尤其如果你有钱的话,中国确实是一个宜居的国家。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你住在中国,你就会看到未来,对于国家的发展会有一个清晰的蓝图。中国正处于时代的顶峰,强大无比。美国人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就像以色列人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一样,学习如何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如何进行适当的政府指导。

我认为有一些东西可从中国模式中学习。看看这个国家在过去30年里做了什么? 这是史无前例且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其实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称赞。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都会犯错误,但中国人的成就却是非凡的。 我认为人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人民生活自由,食品安全、能源安全都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少有人穷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是一个惊人的壮举,一个值得尊敬的模式。

多利安·巴拉克(Dorian M . Barak)是资深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基金经理。巴拉克先生是资本顾问企业Indigo Global 公司的CEO, 为多个从事技术、自然资源和航空领域的公司董事会服务。他曾任以色列最大的金融集团Hapoalim银行的跨国并购、金融和战略主管。此前,他还担任过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波士顿咨询集团顾问。巴拉克先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本科学位,在牛津大学作为马歇尔学者获硕士学位,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自2011年SIGNAL成立以来,巴拉克先生一直担任该协会的董事成员。

特蕾莎·陈(Teresa Chen)现为耶鲁大学本科生,2017年SINGAL暑期助理,专业攻读全球事务专业,尤其对中美外交关系感兴趣。

Author:SIGNAL暑期助理、耶鲁大学Theresa Chen
Published: 15-10-2017
翻译:SIGNAL项目协调 关媛 审校:北京语言大学 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