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中国的丝绸之路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想法,一个月后在印尼雅加达又再次提出这个概念,显现出这样一个愿景—中国要用其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动力转化为外交政策,以发展的名义辐射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这个兼具包容与扩张的愿景很是雄心勃勃,若中国成功将分散的海外项目编织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整个世纪都将是中国的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过三年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这个愿景的一部分正在慢慢丰满起来。媒体报道的量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还不太明朗的是对中国的伙伴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将面临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和机会。以色列地处西亚和中东、欧洲和非洲交界处的狭长地带(这些地区对“一带一路”来说都关系紧密),以色列也加入了新丝绸之路的行列。以色列适合的位置在哪里,“一带一路”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和实施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坚持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形式。而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反过来依赖于对经济发展预期和增长的管理,而由于2007-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下降到了个位数。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保持和复兴经济产出的方式取决于出口过剩的制造业和工业产能,尤其是中国的众多国有企业的过剩制造业和工业产能。“一带一路”穿过新疆地区(这是中国一千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人的家乡),进入中亚并向西延伸,理论上来讲,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会减少富裕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国落后和不安定的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提高国内和边境的稳定。

在地缘政治方面,“一带一路” 形式多样,保护能源和原材料进出口的陆上和海上线路,实现名副其实的全球中国供应链。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欧洲和美国,而能源进口则严重依赖于中东以及中亚和俄罗斯。在大部门经济体发展迟滞之时,“一带一路”不仅可以利用中国的财富,还可以通过在伙伴国家发展基础设施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正在默默推进这一倡议,目的是加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并展示其积极分享迅速发展红利的大国形象。如果成功,“一带一路”将植入甚或主流化与布雷顿森立体系并列的国际金融机构,鼓励更多人使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本地货币。 “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向西发展,这也被认为能实现美国颇受争议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于2011年正式宣布实施,回避相关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而美国在后者中明显排除中国来加强自身在亚太的经济地位。作为一个贸易团体,中国的“一带一路”将囊括60多个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63%、世界GDP的29%、约占世界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四分之一。

这其中结合了基本的、必要的利益(复兴经济以保持政治稳定)与看来最大的目标(将中国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即使中国历史上与外界世界交往时(汉朝的古丝绸之路和明朝最远到达东非的航海)从未伴随着帝国扩张。一些中国国内的声音争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最好和最微妙的宏大战略,而其他人则忽视它的重要性。也许担心会引发不必要的猜疑,习近平政府决定将 “一带一路”从“策略”弱化为“倡议”,但这还是引发一些反对的声音。如果我们定义大战略为一个国家想要达成目标的综合表述和要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方式和手段,那么“一带一路”也许符合这个定义,尽管有这种词汇上的纠正。不过,历史偶然性也经常会嘲笑人类的雄伟计划。

具备了目标和手段,“一带一路”如何开展则取决于技术细节。中国以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形式寻求融资,筹集到初始融资额为2千亿美元资本的种子基金,虽然亚投行估计的亚洲基础设施需求到2020年将达到惊人的8万亿美元,种子基金仅占这一需求的2.5%,但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一带一路”吸引更多政府和私人投资,包括主权基金、私募资本和养老金等等。

无惧于“一带一路”的数量级订单和其他监管和政策方面的障碍,中国承包商们早已开始计划、建造或链接高速铁路、公路、能源管路、输电网络、通信电缆和其他沿“新欧亚大陆桥”和其海上连接的基础设施建设,创建诸如义乌-马德里、连云港-鹿特丹和北京-莫斯科的终端城市高铁线路。这之外还有目前正在中国建造的长度为1.9万公里的高铁线路。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决定宣布“一带一路”并非偶然,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铁路几乎不可避免地横贯中亚大多数稳定和富足经济体的广袤草原。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其充满活力的商业活动为中国赢得很大的优势,严重挑战俄罗斯的地位。

其他主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包括计划中的泰国克拉地峡和连接喀什和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这两个项目都是绕过美国控制的马六甲的重要替代路线;中国-印度支那半岛经济走廊连接昆明到新加坡;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高铁项目;甚至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之间全长740公里的铁路(重要的运输支持线路,可以让中国进军非洲的自然资源和政治。)同时,中国还一直在谈判希望掌控一些从印度支那到西欧和非洲的港口,包括吉布提一个关键地区海军后勤基地。在2015年发布的一个军事战略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声明其意在从近海防御向深海行动转变,来保卫战略通讯航道。刚巧,这些战略通讯航道构成了与“一带一路”海上线路同样的经络和动脉。

战略意义和机会

中国-以色列双边贸易额目前徘徊在120亿美元左右,双边合作领域涵盖广泛,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中国的市场、金融资本和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以色列在水处理、农业、网络空间技术和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技术优势。虽然双边合作广泛且前途光明,也已酝酿多年,却并不需要“一带一路”作为必要条件。现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呈现出超越双边经济合作的三个潜在意义和机会:基础设施和贸易互联、密切相关的“信息丝绸之路”以及以色列可在世界两大国之间担任调解人的角色。

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传输线路网为涵盖60多个国家、前所未有的互联程度铺平了道路。中国在以色列的基础设施足迹始于2007年海法附近的卡梅尔隧道,在“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宣布的六年前。然而,计划中连接以色列埃拉特与阿什杜德港口的“地中海-红海”铁路,据称将由中国建造,将把以色列转变成为沿海上丝绸之路的陆地桥梁。如果处理得当,这甚至会适当抵消中国在中东和非洲其他地方与在以色列基础设施项目数量上的差异。虽然就重要性和运输量而言,排除埃及的不稳定情况,任何陆地桥梁都没有苏伊士运河重要,但“红海-地中海”铁路将提供一个更加节约成本的替代线路,将把以色列和中国与埃及合作绑在一起。不过,一个重大挑战是在埃拉特找到足够的空间建造集装箱港口设施。还有另外一个未确定的替代选择是穿越沙特阿拉伯达曼港口或阿尔朱拜勒、约旦和以色列的波斯湾-地中海陆上桥梁。虽然第二种情况的多数基础设施早已修建好,但与“红海-地中海”相比这一情形存在着严峻的政治和法律-管辖问题。无论何种情况,虽然陆运比空运便宜且比海运快,海上运输仍然是最便宜的现有选择。历史上丝绸之路得以实现的部分原因正是它包含了可替代路线,如避开中国危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路线。

伴随以色列运输能力的是其作为主要商业物流枢纽的潜能,这与历史上横跨主要贸易和运输线路的港口相类似,如新加坡、香港和科伦坡。中国港湾集团正在阿什杜德现有港口旁边修建一个私营港口,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已拿到许可计划修建另一个位于海法的深海私营港口。虽然这些港口很有可能提高竞争,和一些中国在以色列的大规模商业并购一样,中国的参与在以色列国内带来各方不同的反应。此外,由于以色列天然气储量增加,有些人建议以色列作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现场工业生产基地,这样比进口液化天然气通过塞浦路斯气站运输到国内进行工业应用更加节约成本,且距离欧洲这样的能源和出口市场更近。一个货物、服务、资金、能源和创新的以色列中转枢纽将具有带来巨大变革的潜力。

与以色列的陆地桥梁紧密相关的是它在任何未来信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位置。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宣布十年“互联网+”倡议,将网络空间与工业、商业和银行网络整合起来。虽然这种理念听起来有些牵强,如果中国要将此概念延伸到加强新型的钢铁-沥青丝绸之路,以色列可以起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海底光纤和其他通讯卫星把以色列与欧洲和美国连接起来。从这里,以色列人可以通过卫星连接打电话给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伊朗。通信连接技术上不需要地理上连续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连接,如通过以色列连接约旦和埃及。然而,中国要是决定铺设一个信息丝绸之路,在中东用标准化协议连接国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硬件层面,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会改善这些国家之间的通讯质量。以色列在网络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在一些中国最大的高科技企业的浓厚兴趣和投资的支持下,也许会超越双边合作,带来“一带一路”更大的益处。

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是进行更深层次整合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除了材料互联,中国政府能够将“一带一路”的宏大发展动力转化为中东地区内合作的稳定力量,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局势,这与习近平主席的第五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符合。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之外,中国政府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一直是谨慎的典范。然而,近年来,它逐渐开始打破先例,更多的参与到中东的各种冲突中来。从2008年在非洲之角海盗横行的水域部署海军护送商业车队之后,2013年,中国军队首次参加了联合国维和任务,先是在马里,后在南苏丹。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解除对伊朗的核制裁后,习近平主席成为访问德黑兰的首个P5+1领导人,这次出访习近平还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埃及。2015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和其他安全机构同样都可以在国外执行反恐任务,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打击中国维吾尔族叛乱分子参与伊斯兰国的活动。最近在2016年8月,一位高级别中国上将呼吁向叙利亚提供人员培训及人道援助。那段时间,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主席和外交部长王毅都不出所料地表达了他们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的设想。

如果“一带一路”的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承诺要超越这种预期, 其在中东的稳定作用将是一个试金石。这并不是新的想法,但确实很重要。中国的外交力量渐增,其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杠杆作用也在加强,这些国家尤其依赖中国的经济资助、投资和承担风险,这样中国对各个盟国就可以提出更多要求。中国是唯一能同时与以色列、伊朗和中东的逊尼势力谈判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能与这些国家保持长期经济合作而不被认为有所偏袒。这可能以中国实际但大胆举措的形式进行,如将以色列的农业和水资源管理技术带给伊朗,伊朗的水资源危机已到了能破坏政治稳定的程度。虽然不大可能发生,但中国政府可以尝试在耶路撒冷留下一个更重要的贡献,在这里多届美国政府和中东问题有关四方(联合国、欧盟、美国、俄罗斯) 一直努力都未能解决巴以冲突问题。此外,以色列加入亚投行后,如同参与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建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一样,恰好把它放在与其他一些与以色列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相同的外交位置上。不同于以往,以色列的亚投行申请在中国的支持下并没有遇到来自中东其他国家包括伊朗在内的过多反对。事实上,相反,反对主要来自美国。

第三,鉴于“一带一路”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中国对一些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措施的反应,而以色列在两国之间处于尴尬却可能有建设性的位置。美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向中国转让某些军事技术,对两国之间的网络合作某些方面也保持关注。然而,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提供了在一个超级大国和另一个稳步上升的竞争者之间进行调解、缓冲和缓解摩擦的机会。中国与欧洲在陆地上的联系要通过一些与美国关系冷淡、敌对或表面友好实则关系紧张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和海湾国家(这也是为何通往中国的内陆欧亚能源运输线路比在美国海军控制下的海上线路更受欢迎的原因)。以色列是个独特的例外(虽然内塔尼亚胡总理和即将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间关系不佳),因此是个可靠的中介。确实,这个角色在奥巴马向特朗普移交权力之后会变得更加重要。

结论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占据了醒目的头条新闻,因为它唤起了对浪漫化的游走商人、唾手可得的财富、富裕生活及具有异域风情城市的想象。然而,一项2012年的研究汇集的证据表明古丝绸之路其实大多数只是局部而零碎的,比通常人们认为的要慢很多。贸易只是在唐朝鼎盛时期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帝王投入大量的资源、特别是大宗丝绸、谷物和货币来资助驻守在遥远的西部省份(今天的新疆)的士兵。即使当他们在贸易的时候,中国的官员也只是将他们的目光放在中亚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良种马匹上,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军事远征和邮政传递网络来说不可或缺。

21世纪的丝绸之路,中国再一次成为发起者和重心,考虑到东亚和欧洲之间的经济体发展放缓。在中国-以色列关系背景下,体现在“一带一路”中的原材料和隐性的互联不仅仅能提供经济繁荣的诱人承诺。和以前一样,丝绸之路的更大区别在于创造性的想法、技术转移、行动自由,以及更重要的是人们之间的宽容和理解。尽管仍有保留和怀疑,如果中国成功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帮助发展外交,“一带一路”将成为下一代中南海中国领导人留下来的巨大贡献。动力也许来自北京,但如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可以也必须参与塑造这一过程。

作者:Kevjn Lim主要研究中东、中亚和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他是IHS Markit咨询分析员,特拉维夫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研究生。

作者:Kevjn Lim
翻译:关媛
English
Published: 13-03-2017